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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 YU

懸浮在日常與超常之間:劉玗的「現實折疊術」
文∕王聖閎

一張張的影像敘述著我們可見亦不可見的未來,或許我們想像中的未來就如同明信片上的明日世界一般,就只是來自影像經驗罷了,或許這只是我嘲笑真實與虛構的一線之隔,或許我們已經沒有能力再想像。
——劉玗

在年輕創作者劉玗近年頗值得矚目的幾件作品背後,隱藏著一隻看不見的手。這隻手展現將各種影像、物件、文本加以揉捏、模塑、翻折、錘鍊的強烈欲念,並明確顯露一種「雕」和「塑」的積極意識,以及一種時而精密時而感性的調控姿態;它讓藝術家得以將日常生活物事與影像世界所召喚的經驗細密地縫紉在一起,形成真實與虛構相互交織、物件和事件相互纏繞的特殊狀態,我權宜地將之稱為「現實折疊術」。這種饒富趣味的折疊技術,讓劉玗的作品總是能在凡俗經驗(例如看電影的經驗)的周邊,創造各種穿梭於「日常」與「超常」(extra-ordinary)之間的思維軸線。

2008年的《佈展的前一天》即能看到上述這種折疊術的初步型態:作品名稱本身便暗示一個同步朝向真實與虛構的雙向結構:它一方面透過日常生活物件整齊劃一的排佈,詳述藝術家於現實生活的可能細節與樣貌。另一方面卻又具體明示,這種物件的揀選永遠無法逃離對事件之真實性的懷疑情境(藝術家是否真的使用過這些物件,是否真的抽過煙,拖過地板,喝過某種飲料?)換言之,冰箱象徵性的「存封」意涵,並未讓它成為感性記憶的忠實載體。相反地,它讓藝術家的「宣告」(這些是佈展前一天所使用的日常物件)成為真實性被部分抽離的扁平化敘事,正如作品中的日常物件因提取而失去其原初功能性一般,《佈展的前一天》背後所指涉的私密生活內容也被壓縮為僅因展出而有意義的一次性事件。在觀者一方,這件作品拋出的是一種感性卻枯槁的記憶想像。

在2009年的《L先生與T先生》之中,現實與虛構的折疊狀態則因藝術家對物件與事件的並置,以及加入更多文本與行動程序設計,而呈現極為複雜「劇本」結構。劉玗首先挑選了兩本小說,一本是關於同性戀愛情的小說,一本則是涉及種族問題的小孩勵志成長故事(André Aciman,《以你的名字呼喚我》,以及Sherman Alexie,《一個印第安少年的超真實日記》)。接著她找來兩位與文本具有一定關連的友人(一者為同性戀,一者則是泰國出生的華僑),吩咐他們各自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揣摩兩本小說的主人翁,並以虛構的身份去看心理醫生,將診療對話的內容盜錄下來。最後她製作一間小型木製告解室,播放並展示這些看診內容。

《L先生與T先生》繁複地串連著以下這些環節:虛構的小說文本、兩位演員真實的人生經歷與身份認同、對文學內容的想像揣摩、實際的看診歷程、順應文本與現實之間的編造情緒、即時的臨場演出……。最終這些環節幾不可分地糾纏在一起,成為藝術家所刻意模塑的「日常—超常」混合體。在此,真實事件不斷被編織進虛構場景之中,反之,虛構事件也不斷被拋入真實場景裡,藝術家讓意義與脈絡在這「劇本」結構內來回映射,讓整個行動程序趨近一種「類電影」的編導過程。作為這些事件的預謀者和調控者,劉玗拋出的是一種觀者既不能完全經驗、亦不能全然領會(但卻都能部分想像或理解)的詭譎經驗。

進一步閱讀劉玗的影像作品,也會發現她所呈現的影像經驗,往往處在一種懸浮而無法給予穩定意義的怪異狀態。在晚近的新作《Movie Show》裡,藝術家透過一株80公分高的盆栽樹仿效電影《阿凡達》(Avatar)之中家園樹被燒毀的場景。但她刻意抹除任何對白與人物,只留下音樂及特效聲,煞有其事的畫面剪接,以及充滿偽裝氛圍的影像敘事。對於看過這部電影的觀者而言,作品固然會召喚其私人的觀影經驗與記憶,然而這些經驗與記憶對應到的始終是一個空缺而無實質內容的影像空殼。因為模型化的場景調度一開始便自稱其為假,而非「以假亂真」;作品刻意張揚它平行於既有文本之外的偏離軌道,並藉此擾動觀者對原版的既定印象。在《Movie Show》裡,藝術家藉由對影像及聲音符號的反覆介入,使電影的文本與敘事變成一個彷彿可以被具體干涉、操弄的可塑之物,繼而拉出數條與原初脈絡相近卻始終保持距離的意義溝渠。作品一方面不斷撥撩那些安頓於日常生活之中,極為尋常的消費性影音經歷。另一方面卻又有意識地截斷它,透過一種「似是而非」的邏輯,使原本單純的符號指認過程,不停滑入藝術家在電影文本周邊所刻意捏造的諸多間隙。也可以說,《Movie Show》誘引的是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觀看經驗;在任何明確所指皆缺席的背後,它留予觀者的僅是一片荒蕪的影像殘跡。

而在稍早一點的作品《我不曾擁有未來城市》當中,對於日常生活物件與行為(明信片與寄信)的折疊則成為一種有趣的探勘策略,藝術家據以深描當代影像經驗如何劃限著人們對於未來的想像性邊界。劉玗擷取大量科幻片中的「未來城市」場景,將這些城市景象製作成四十多張明信片,然後委託多位朋友依據這些圖像,去假想自己是一位身處這些未來城市的住民或旅人,書寫所思所想,所見所聞之後將明信片寄還給她。作為一種非日常性的、且在生活中永遠懸欠的經驗,眾人對於「未來城市」的想像自然只能透過科幻電影這類消費性影音經歷(或小說)作為杜撰依據。於是這些虛構敘事便在藝術家所設計的現實折疊計畫之中,一同碰觸到某種經驗上難以超越的邊界,儘管乍看之下它們確實真假難分。藝術家說:「當我使用電影的截取畫面當作素材時,我面臨到了一個特殊的經驗,我回想著或許並不是我無法想像未來,而是我想像的未來世界與影像經驗十分的靠近。」換言之,「未來城市」只是劉玗對於當代媒體社會中,任何無法求證其真偽之事物的比喻;有限的個人記憶,以及既定的影像經驗,總是不斷困囿著人們對於世界的片面理解。

不過《我不曾擁有未來城市》講述的並不只是關於「想像終止」的悲觀敘事,事實上在揚棄真實之重量的同時,它開啟的是一種懸浮在真實與虛構之間的曖昧狀態。換言之,在此「現實折疊術」的目的不只是單純服膺藝術家的狂想奇想,或只是滿足其創作上的深切欲念。毋寧說,它允許的是從常規性思維中岔離的可能途徑。而依循這些穿梭於「日常」與「超常」之間的思維軸線,也就能夠催生各種對日常實踐邏輯進行反思,並且自單調生活循環中突圍的基本形式——這無疑是藝術作品所允諾的特殊例外。